她认为，民主话语规范与人权规范，在倾听和被倾听的机会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家族法和习惯法等乡规民约是在乡民社会中内生的，而由政府主导所制定的狭义的乡规民约和政府针对乡民社会所创造的非正式经验则是由外生而转向内生的。如果在交易行为中公开违背市场交易的规则，转而求取乡民社会的规则，在最终意义上只能是市场利益的损耗和失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把宗族法看作是汉民族的习惯法，但问题又不如此简单，因为一个民族的习惯法一般其统一性大于、多于多样性，但在家族法中，其多样性却远远大于统一性，每个能够制定家法的大家望族，都有一套并不同于其它家的家族法，并且家族法更多地只涉及家族内效力，对家族外关系一般并不调整和辐射。可见，固有的熟人规则-各种各样的乡规民约会很好地调整相关熟人关系。如在福建晋江一带，以回族为主的地方所订立的乡规民约就有如上特点。它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合作和互动的产物，从而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因为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民社会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和自身现实生活相合辙的行为规范和实践逻辑。

特别是由它所到导致的数以亿计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当下的中国，被不适当地称之为民工）的出现，使得农民和市场社会中的其它主体一样，日益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这在客观上更加促使人们对家族力量和家族法作用的看轻（当然，在主观上，由于远离故土的人们越来越浓的寻根意识，可能还会强化人们的家族观念、家族法意识，这就像远徙海外的华人们致富之后，更加怀念故乡桑梓，频频回国寻根祭祖一样，但这种情形只能是家族和家族法在人们记忆中的强化，而不是实践和行动中的强化）。而乡规民约，则指除了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维系中国乡民社会生活的规则—制度系统。同时，作为一种抽象原则，它具有此多彼少、非确定性和弹性等特质，以致不易对其实效进行精确的经验测度。

[33]见戴宜生：《面临挑战，首重实证》，《青少年犯罪研究》1999年第1期。[30]见刘智峰主编：《道德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民间法，均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弥散性。另外，强调这个总体社会特征，并非意在替代甚至否定具体原因分析，而只是想指出，如果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总体维度去看问题，将使其他各种具体的因果分析处在一种恰当的解释位置。

假如象哈贝马斯所说的，民众对一种权力在认同、信任和忠诚等方面缺失或出现赤字，就会产生所谓合法化危机。这么说，并不是要恢复对国家万能的笃信，只是想指出，至少在人们尚未看清更诱人的没有国家的黄金时代正向我们大步走来之前，在作用的领域和功效上，套用系统论的说法，就是国家这个整体大于团体和私人的部分之和。

韦伯在这里所说的法，首先是指国家法，还包括具有专门制裁班子的团体的规则，如教会、政党、工会及其他协会的规则，而那些只通过社会压力、公共意见来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被排斥在法之外。它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婚姻家庭，财产权，债权，禁忌，刑罚。[14] 在全部的规则形式中，制定法最能体现人类的建构理性及人对万物的支配欲望，尽管不少学者，如哈耶克，对制定法（立法）所体现的建构理性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自19世纪以来，制定法一直为各国法的体系之主干，并愈来愈趋向全能主义，几呈不可逆转之势。特别是乡村中原有的乡绅、社会贤达、宗教等民间权力资源大量消失，使乡规民约失去民间依赖。

社会稳定指数年递增率只为0．04％，而91—96年又呈负增长趋势，年递减率为3．1％。在内容正确的维度上，既存的许多民间法规则脱胎并成长于旧有的生活关系，其正当性要么明显缺乏，要么因只反映特殊主义而与普遍主义冲突。给老人、小孩、孕妇和残疾人让座，各扫门前雪，爱护花草树木，不随地吐痰，不随处扔垃圾，见面说您好，分手说再见等，都成为值得社会大力提倡和表彰之举。[41] ——森林法：1997年对江西、福建和云南三省的检查显示，乱占滥用林地现象严重，1996年江西征用的林地，有50％左右未经林业部门审核，福建和云南约为30％。

特别是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7倍扩大至1996年的5．8倍。间或，埃利希又使用民间法（Volksrecht）来指代它。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假定民间法有效，但需大量的、普遍的而不仅是个案的实证证明。[24] ——行业规章中诸如学徒不拿工钱、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女儿、限制学徒数量、限制竞争、技术封锁和垄断等规定。

历史上曾地位显赫，现今虽有所复活，但总体上呈颓势。三种视角下的法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对应着民间法、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经验层面上，各类法并非仅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均不佳。——经济合同法：1996年在受检查的全国49万多个企业的850万份经济合同中，到期未履行的达28万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1944份，也就是，近5％的经济合同违反经济合同法。[74]参见Dieter Grimm，Der Staat in der Kontinentaleuropaeschen Tradition，in：Ruedigen Voigt （Hrsg），Abschied vom Staat—Rueckkehr zum Staat，Baden—Baden 1993，S 45 [75]《丑氏嗣裔录》封面题语，转引自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1995年二者的增长分别为16．34％和18．58％，前者低于后者2．24个百分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罪刑关系的均衡，所有制形式、单位和自然人与适用平等，罪责刑对称，一国两制与刑法适用，人身权保护的地位，剥夺政治权利与基本人权保护，追诉时效，自首制度，保安处分制度，无限防卫权，剥夺民事权利与亲权，刑罚易科制度，行刑时效，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和国民责任犯罪，严重国际犯罪，强奸以外的性犯罪。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权威的失落或合法化危机，在象哈贝马斯这样的社会批判主义者看来，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可避免，而且其他处于激剧变革中的转型社会也概莫能外。

至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理想的、以抽象原则表现的、具有公理性质的自然法，不仅不能满足早年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兴起时，人们对权力控制、人身自由、财产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更无法独立应付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高度分化和复杂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国家权力的合理运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环境生态的保护、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保护、跨国犯罪控制等等。——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在婚姻方面，同姓不婚、同宗不婚、等级内婚或等级外婚、民族内婚制、偷婚、抢婚、指腹婚、换亲、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重婚纳妾、任意解除婚姻或禁止离婚。

[58]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6—20页。而不成文的民间法，则源于口耳相传的约定俗成，也即，成于众人陈陈相因的实践，这在婚姻家庭领域内表现尤甚。

[49]《北京晚报》2000年3月9日，第2版。1953——1996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变化率[69] ┌────────┬─────────────────────┐ │主要指标│平均每年递增（％）│ │（25个，内容略）├─────────────────────┤ ││1953—1978 1979—1996 │ ├────────┼───┬─┬───┬───────────┤ │一、社会结构指数││—││3．7│ ├────────┤├─┤├───────────┤ │二、人口素质指数│总│—│总│4．6│ ├────────┤├─┤├───────────┤ │三、经济效益指数│ 2．4 │—│ 5．2 │4．5│ ├────────┤├─┤├───────────┤ │四、生活质量指数││—││7．1│ └────────┴───┴─┴───┴───────────┘ 但1978年后在社会秩序上出现明显负增长，社会稳定指数增长极为缓慢： 1978—1996年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主要指标变化率 ┌────────────┬─────┬───┬───┬───┬─────────┐ │主要指标│单位│ 1978 │ 1990 │ 1996 │平均每年递增（％）│ │││││├────┬────┤ ││││││ 79—96 │91——96│ ├────────────┼─────┼───┼───┼───┼────┼────┤ │五、社会秩序指数│％│6．5│7．3│8．9│—1．0│—1．0│ │26．每万人口警察数│人│5．5│19．6 │22．0 │1．8│3．4│ │27．刑事案件立案率│件／万人│3．5│4．5│7．3│—7．4│—1．9│ │28．经济案件立案率│件／万人│9．9│16．6 │28．4 │—5．1│—7．8│ │29．治安案件发案率│件／万人│2．9│4．3│6．1│—5．7│—8．5│ │30．交通事故死亡率│件／10万人│7．0│5．1│3．0│—4．1│—5．7│ │31．火灾事故死亡率│件／10万人││││4．8│9．2│ ├────────────┼─────┼───┼───┼───┼────┼────┤ │六、社会稳定指数│％│0．7│3．1│8．3│0．04 │—3．1│ │32．通货膨胀率│％│5．3│2．5│3．0│—8．2│—10．8 │ │33．城镇登记失业率│％│15．7 │12．0 │15．1 │3．5│—3．4│ │34．隐性失业率│％│23．0 │29．5 │31．0 │0．2│—3．8│ │35．社会保障覆盖面│％│9．6│7．8│6．7│1．7│0．8│ │36．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7│4．0│5．8│2．0│2．6│ │37．贫富差距│倍││││—4．2│—6．0│ └────────────┴─────┴───┴───┴───┴────┴────┘ 从上表可见，社会秩序6项指标，除每万人口警察数为正指标外，其余5项均为逆指标。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制定法为主的时代，特别要考虑到，如何尽量使制定法内容既正确，形式又合理，还能有实效。法与惯例的差别仅体现在制裁的实施方式上，法的制裁是通过一个专门的制裁班子来实现的，而惯例的制裁缺乏这样一个专门的制裁班子。

然而，所制定的法律连同这种新的调整方式，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强烈的抗拒，其最直接也是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的秩序感和安全感迅速下降，各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大量发生，国家制定法的有效性因此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表一：全国法院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收案、结案（一审）和执行情况[31] ┌───┬────┬─────┬─────────────────────────┐ │年份│收案│结案│ 执行 │ ││ （件） │（件）├─────┬──────┬───────┬────┤ ││││受理（件）│ 比上年 │实际执行（件）│ 执行率 │ ├───┼────┼─────┼─────┼──────┼───────┼────┤ │1990│2916774 │2921806 │———│————│ —————— │ ——— │ ├───┼────┼─────┼─────┼──────┼───────┼────┤ │1991│2901685 │2950880 │———│————│ —————— │————│ ├───┼────┼─────┼─────┼──────┼───────┼────┤ │1992│3051157 │3049959 │832497│-7．21％│ —————— │————│ ├───┼────┼─────┼─────┼──────┼───────┼────┤ │1993│3414845 │3406467 │894563│+7．46％│912354│————│ ├───┼────┼─────┼─────┼──────┼───────┼────┤ │1994│3955475 │3943095 │1079937 │+20．72％ │1085040 │————│ ├───┼────┼─────┼─────┼──────┼───────┼────┤ │1995│4545676 │4533551 │1362092 │+26．13％ │1337168 │84．75％│ ├───┼────┼─────┼─────┼──────┼───────┼────┤ │1996│5312580 │5285171 │1687790 │+23．91％ │1626803 │84．36％│ ├───┼────┼─────┼─────┼──────┼───────┼────┤ │1997│5288379 │5249460 │1847020 │+9．43％│1727439 │80．42％│ └───┴────┴─────┴─────┴──────┴───────┴────┘ 从表中可见，8年间法院收案量几乎每年都在上升，97年比90年增加44．8％，达5288379件，从一个方面说明自愿遵守国家法的行为有效率在下降。

美国学者享廷顿曾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有力地论证了他的著名论断：落后国家不稳定的原因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同期全国合同的平均履约率为60％左右，有的地方只为40％。

[41]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汇报》（1996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6年第6号，第74—77页。审判委员会，陪审制度，证据制度，诉讼费用，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诉讼代表人制度，执行程序，调解与和解的关系。

当然，在上述和其他家法族规、行业规章和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也存在着特殊正义而与普遍正义的冲突，因为这些规则或基于血缘，或基于业缘和地缘，体现和保护着身处这些小型社会中的成员的特别利益。家法族规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有关反现代化思潮问题，可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吸毒人数猛增，云南登记的吸毒人数为41154，广西为45757，四川约有10万之众。

在处理全球化事务中，国家的功用更胜一筹。它以血缘为基础，兼及地缘性，主要规范宗法事务，婚姻继承，一般民事行为和公益事业。

在所有权和分配方面，先占原则、公产任意使用、平均分配渔猎品。地方性法规、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报请备案不及时或不报请备案，接受备案机关没有专门的审查机构。

[40]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执行情况的汇报》（1995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5年第7号，第127—128页。五、什么可能是有效的法？ 无论法是如何被建构起来或怎样被发现，力图使它们行之有效，总是立法者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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